老屋

       家乡产的莜麦我最爱吃。莜麦是一种低产作物，只适合坡地生长，山沟里的梯田种的莜麦长得高，但很脆弱，遇上暴雨和大风，全扑倒在地，辛苦一年颗粒无收。遗憾的是，那时的农业专家还无法攻克麦秆细、抗风雨、抗倒难题。可是坡地种的莜麦收成不好，除野鸡、松鼠、老鹰、野兔等动物吃掉一部分，余下的莜麦，大部分交了公粮，分到生产队每个人头不足二十斤，遇上干旱更糟糕。莜麦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粮食，据说对降血脂、血糖有奇效。不过要将莜麦变成可入口的莜面食物，可没那么容易。首先是将莜麦颗粒倒进添满水的锅里淘洗后捞出来，待水滴净，不等干透，下锅炒个六七成熟，再在石磨上磨成面，方可做成食物享用。山区自然条件差，除了高山、森林和河道，可耕种的土地少，人们便瞄上了村前村后桦树、杨树相对稀疏的山坡。生产队组织劳力将一片片森林砍伐掉，开垦出一块块地图样的坡地，扩大莜麦种植面积增加产量。由于产量低，扩大种植面积，忙碌一年依然收获不多。        人穷志不短，待客不能抠门小气。爹娘善良厚道，亲朋多，家里的莜面除待客和作为特产馈赠亲朋，吃到嘴里的便屈指可数了。尽管生长在种植莜麦的驼梁山地区，但在我第一次出远门当兵前，从来没吃够。在外工作，心中念念不忘莜面栲栳、莜面河捞、莜面鱼鱼（形状像小鱼）等食物。现在的农村，不种莜麦也能吃上莜面，从网上、超市都能买到，价钱还不贵。        这个世界太奇妙，一个闪电便是一个变化，曾经不敢想的，想不到的都拥有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物质文化生活与市场经济的对比，落差太大，不敢想像！那时候，照明是昏黄的煤油灯，城里人做饭是煤球、山区有森林的地方是柴火。一个家庭能买得起一辆自行车是很自豪的。大队、公社才有电话，社员与外界沟通交流要发电报、写信。后来，电灯取代了煤油灯，摩托车、电动车、三轮车、小汽车让人们爱不释手的自行车无地自容。随着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手机风靡全世界，电话机被扔进垃圾桶，手机发短信、发微信、视频聊天、看新闻等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互联网新媒体、自媒体的问世，使纸媒、广播等传统媒体的地位直线下降，除党报党刊外，娱乐性、专业性强的报刊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农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房、草房、瓦房，不消几年工夫竟魔术般变成楼房，煤球、煤糕等对人体有害燃料被污染小、便捷高效的煤气、天然气取代。21世纪前，公安部门侦破案件全靠目击证人的证词，不能限期破案，便讯刑衅逼供，屈打成招的冤案屡屡发生，如今大街小巷装有探头，罪犯的恶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破案率大幅提高。更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动车高铁进入寻常百姓生活，曾经只有县团级以上领导才能乘坐的飞机，如今除了失信和被剥夺自由的人，谁都可以购票乘坐。曾经占绝对优势的邮政，被全国上百家快递公司蚕食的只剩下一鳞半爪，如果没有邮政储蓄支撑早已倒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电脑时代、信息化时代，还有作家用笔费时费力地写文章吗？一台智能化电脑的信息储存量，恐怕抵得上1000万人的大脑！科学推动生产力发展，今天的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获得信息更加快捷。
       再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仿佛是西游神话。汶川大地震是人们生存方式的重要转折点，大量的农村人进城购置框架结构、安全系数高的楼房，长期定居在城市，因此一夜间催生了数不胜数的房地产商。进城的农民由慢生活变成城里人的快节奏。        什么都在变，在不断的变化中获得生机。父母给我留下的其中3间老屋，从我1986年结婚后的30多年，居住时间不到两个月。房子闲置多年，里面存放着哥哥和弟弟两家的杂物。石木结构的房屋承受不了岁月的洗礼，像一台老化的机器，撑不了多久。        在老屋的每一个生活片段，都值得思索和回味。饭熟了，父亲盘腿端坐在靠被褥的炕中央，我和哥哥弟弟、大姐二姐坐在父亲的两侧。面前是母亲端上来的饭菜，她围着我们忙个不停。我们吃一大半了，母亲才细嚼慢咽地吃饭，大热天还好，冬春气候寒冷，要不了十分钟饭菜便凉了。家里规矩多。在炕上吃饭，必须盘腿端坐，端在手里的碗，碗底不能触到手心，说这是乞讨的人，大冬天暖手的端碗姿势。拿筷子的动作要规范，即拇指、食指和中指夹一根，中指与良指夹另一根，母亲说这样拿筷子好看、也拿得稳。不按父母亲的吩咐做，不挨打也要挨骂。
      有时我和弟弟将稀饭、菜洒在炕席、饭桌上，手里的碗不小心掉地上摔碎了，吓得不敢出声，被母亲打骂一顿，被拉到院子里，哭够了，二姐哄一哄。被母亲教训几次，吃一堑长一智，后来吃饭都小心翼翼，生怕摔了碗，洒了饭。对母亲的教诲，我们言听计从，不敢反驳半句。父亲对我们管得相对松一些。母亲则注重细节，方方面面都很到位。母亲的良苦用心，她的教育方式，也许苛刻了点，但对我们兄弟姊妹“修成正果”起了决定性作用，长大后，站、坐、行、端碗拿筷、上桌吃饭等姿势都没走样。        我家另一个规矩是，亲戚朋友在家吃饭，不许小孩上桌，怕不懂事的我们，将待客的好菜好饭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客人还吃什么？只有客人吃完剩下的部分，我们才有机会吃上几口。懂事的姐姐和哥哥舍不得吃，都叫我和弟弟两个“小馋猫”分享了。有时肚子饿得慌，吃得飞快，还没吃出什么味道便碗底朝天。想起这些事，酸楚的滋味不禁涌上心头。
       时代在不断变化，人的观念也在改变。我们长大成家了，有孩子了，也成为了父母，取父母家教之精华用以教育子女。     爹娘一天天老去，岁月在他们脸上刻下一道道梯田样的印记。我们兄弟姊妹，随着山坡上桦树叶绿了又黄了循环往复的变化，从流着鼻涕、任性调皮的小不点慢慢成长起来。大姐长我10岁，她在我们子女中排行老大，我读二年级那年，她穿着一件婆家给的红灯芯绒袄出嫁了。婆家穷，有上顿没下顿，靠娘家接济，经济上入不敷出，没钱买衣服，委曲求全地过日子。她在生活的磨砺下，尤其是一场大病痊愈后，变了个人似的，凡事都想得开，不计较，不比较。她育有二男二女，大女儿32岁那年被洪水冲走，承受着痛失爱女的精神摧残，哭了七天七夜，流感了眼泪，从此坚强地面对这场悲剧，被打乱的生活逐渐回到正常。她两个儿子聪明能干， 90年代中期加入浩浩荡荡的“北漂”大军，从打工仔到白手起家的老板，生意风生水起，财源滚滚，有车有房，是村里同龄人中屈指可数的能人。二女儿虽在农村，但老公有锻造钢铁的精湛技术，常年在一家钢厂上班，一年少则七八万，多则10来万。大姐的孩子们过得比她和两年前已故的姐夫年轻时强几十倍。大姐识字少，即便小学文化也好，可是她被贫穷剥夺了上学的权利，确切地说，她为家庭无私奉献了自己，助爹娘一臂之力，为弟妹们创造了基本生活条件和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
      在父母的疼爱、呵护下，我们像喜鹊孵化出的孩子，要出窝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陆续结婚成家。主宰世界的是人类，男女结合才能繁衍后代。在我的思维里，世界上任何金钱和物质都不能与幸福甜蜜的夫妻生活媲美。我参军前，从温馨的大家庭分离出来的大姐，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我当兵前四年，哥哥结婚，二姐出嫁，两人离开爹娘，走出老屋另立门户。父母在上村口盖了5间青瓦房，哥哥一家住其中3间。哥哥只有初中文化，靠自己卓尔不群的能力和村民的信任当上村支书，带领村民在被“剃光头”的一座座荒山秃岭种植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落叶松和常年翠绿、观赏价值极高的马尾松，掀起一场全村人参与的植树运动。播种希望收获果实。初夏栽下的树苗茁壮成长，几年时间便绿染山野，一山一梁齐刷刷的松树手牵手、肩并肩、遮天蔽日，生态环境变优，为加快驼梁山绿色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哥哥被树为全县的绿化造林典型。哥哥人缘好、威信高、会办事，村里的喜事、丧事，大多由他主持操办。哥哥没当兵，失去在“外面的世界”磨练、拓宽视野、圆梦的机遇机。假如哥哥有一个能提升自我、适合其发展的舞台，他的仕途不可估量。
       二姐1974年底初中毕业后，同样成为旧教育制度的牺牲品，读高中、上大学的理想破灭，当女兵和招工进城更没机会。她没有愤世嫉俗或者仇视社会，愉快地回村当农民，跟她年龄相仿的一代女孩，都默认了命运的安排。她爱劳动，能吃苦，脑子活，帮母亲做家务，下地干农活，上山采摘野菜、挖药材，样样都是好手。那年，她离开生活了21年的老宅，做了他乡一个石匠的妻子。她育有一女二男三个孩子。女儿嫁给在京城做门窗生意的江西人，夫妻二人懂管理、善经营，年利润超百万。大儿子在京城打拼多年，积聚了丰厚的财富，小儿子省城与人合伙开公司，买了房，发展前景看好。二姐是个大忙人，带孙子、外孙，还种地、秋天帮人摘辣椒、掰玉米挣钱补贴家用。丈夫在村里村外靠石匠手艺挣钱，一年收入五六万。二姐一家自食其力，生活水平在村里处于上中等。     大姐二姐和哥哥走出老屋，都有各自的家庭，像放飞的燕子，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我高兴之余不免有几分失落。可人生是不能缺少婚姻的，历代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兄弟姊妹5人，剩下我和弟弟没成家。
       那年夏天探亲，我暗恋多时的女孩、曾经的同班同学已为人妻，痛苦之余，与邻村一个长相姣好的女子定亲，曲曲折折六载，一场死亡的爱情枯木逢春，复活了，1986年正月草草结婚，七个家庭成员居住过的3间正房成了我的婚房，父母和弟弟搬进院子东面靠右边的两间老房。我在外地工作，妻子在石家庄学裁剪，大半年后跟随我到单位生活。
       弟弟在爱情与婚姻上没让父母操心，他在外地打工一年，没花一分钱谈了一个脸蛋俊俏、非常能干的对象，我结婚这年秋天，他与心爱的女孩结为终身伴侣，家庭幸福甜蜜。前些年他在宅基地上建起一栋二层楼，为来驼梁山观光的游客提供食宿，夏秋5个月可收入五六万元，待省道链接旅游区的道路拓宽、配套设施完善后，生意越做越好，随着经济收入的积累，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吧。
弟弟的脱单，意味着原来的大家庭变成6个小家庭。       子女多的家庭，哥哥姐姐总是吃亏。当父母被生活的多重压力折磨的苦不堪言、喘不过气来、需要补充抗压力量、必须有人分担时，首当其冲做帮手的是哥哥姐姐。长兄为父、长姐如娘的古语便是这么得来的。以前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伯伯是革命烈士，为什么父亲作为烈士家属却享受不到抚恤待遇，这个疑问从我自身的体会找到了答案。国家规定烈士亲属的待遇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哥哥是烈士，弟弟不能享受有关待遇，弟弟是烈士，哥哥应该享受，因为哥哥为弟弟的成长付出了。我对弟弟的关心、呵护是尽心尽力的。因地界纷争，弟弟的一匹枣红马被人抢走，弟弟解决不了，愁眉苦脸向我求助。我找县、市、省领导，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使他获得4000元赔偿。5年前他建房资金不足，我分两次打给他5万元。他没盖房经验，我专程回去纠正了几处不合理结构。4年前，他的一匹马被旅游区一位老板以进入其领地为由私自扣下，弟弟没辙了，要我出面解决，我想了一些办法，最终一匹价值4000多元的大红马物归原主，并获得合理赔偿。哥对弟的付出，没想过过感恩回报。        我家这个四合院，原西、南两面有五间房是生产队的马厩和牛圈， 2间西房有六七头耕牛， 3间南房是五六匹马。院子里飘散着牛马粪的臭味，夏天粪便的气味更熏人，苍蝇、蚊子乱飞，傍晚，黑头蚊子黑压压一片追着叮人，每天还要清扫院子里的粪便，人畜同在一个院子生活。在万籁俱寂的夜晚，马不时打着响鼻，有时在睡梦中冷不丁被几声响亮的喷嚏惊醒。如果追责，责任不在生产队，也不在牛马，先有马厩和牛圈，我们是后来者。东西南北的屋后是山药地，盛夏季节山药花盛开，地里都是白色或紫色的小花，场面壮观，构成一道好看的风景，我常常站在地边观赏山药花。在房屋西北角的空地上，长着一颗常年绿油油的松树，是父亲和大姐从山坡里移植来的，伴随着这个庭院走过几十年风雨历程。西房后相距不足20米是一条常年流淌山泉的小河，在河边父亲修了个约80厘米深的水塘，是我们全家和村里几户人家饮用水、洗菜的水源。那时人们没意识到水污染对身体的危害，人们常在小河里洗衣服，将洗好的衣服晾晒到或平卧或直立的足有碾盘或磨盘大的石头上。因为房屋与庄稼地距离太近，夏秋季节常有毒蛇窜进院子捕捉老鼠，稍不留神便从门缝钻进家里，我小时候出现两次蛇进家光顾的惊恐场面。通向小河的羊肠小路，毒蛇在路上时常出没，有时在路旁的大石头上、草丛里高昂着头颅蠕动，雨后喜欢在石头上晒太阳。窜进家的蛇不会打死，先用棍子等家伙控制住，再用绳子套住脖子送到村外。有人说蛇的身躯像龙，是吉祥物，进家有好事发生。毒蛇两次进家，我也不记得给家里带来什么好运。村里人普遍对蛇恨之入骨，在田野里、山坡上一旦碰到，除非它逃的快，否则将葬身于乱棍、乱石之下。        后来我家院里的生态环境得到大大改善。缘于改革开放后，生产队的牛羊马等牲畜，全部分到各家各户，我家的院子里不再有牛马出入，粪便没了，空气清新了，出现多年来少有的安静。不过毒蛇是爬行的动物，我们无法限制它的活动范围，爱怎么窜就怎么窜吧，只要不伤害人。
       位于院子西、南两面的房屋，闲置几年后，房屋漏雨严重，无人修缮，墙壁多处被雨水剥蚀垮塌，生产队弃置多年，父亲带领哥哥和弟弟，将垮塌的破房拆除，新建两间用以存放牲畜草料的简易房。南面的破房被他人建起5间砖瓦房。在我家正房的右侧，父亲撤掉猪圈，建了一间耳房。这个院子的布局彻底改变了，东面的4间，哥哥和弟弟各两间，北边的耳房归弟弟。这样，我和哥哥、弟弟各有5间房，这是父母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我家空闲的东房前后有4对夫妻居住过。我和二姐、弟弟出生于东房。再后来，在村小教书的白姓和王姓老师及村里两对夫妇借住过。白老师一家在东房居住的时间长一些。我大概两三岁，记得白老师媳妇诞下一个女儿。白老师调走，王老师接过了白老师的教鞭。王老师个子不高，圆脸，说话时两颗钛金牙很显眼。他脾气暴躁，经常打媳妇，从屋里时常传出哭泣声。王老师对学生管得严，学生迟到、课堂上做小动作、不会做题等等，都要进行处罚。除了女生，大多数男生都被体罚过，通常是罚站两节课，教鞭、脚和巴掌伺候。我因为不会做题，领教了几次教鞭和巴掌的厉害，父母不心疼我，说不会做题就该打，打几遍就会了。奇怪的是，挨一次打长一次记性，遇到难题，茅塞顿开，突然会做了。        王老师的媳妇长得白白净净，很秀气，有点江南水乡俏美人的特质。礼拜天两口子钻在屋子不出来。一次，一个高年级学生找王老师有事，见房门紧闭，仔细一听还有喘息声。他不敢敲门也不敢喊，知道王老师在里面。他从窗户的小窟窿往里一瞅，发现炕上的被子隆起很高，只看到一个人的后脑勺，后脑勺与被子一上一下地运动，不知在干什么。他将这事说给几个同学，有的偷笑，有的笑而不答，谁敢议论老师的私生活呀！
       说到院子和发生在老屋的故事，不得不说这个老宅院两位泰斗级主人—我的爹娘。        爹娘相继于1997年深秋和2018年初春驾鹤西，化作两座坟茔。
       爹娘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出生于多灾多难的二三十年代，尝遍人间疾苦。母亲五六岁便跟着姥爷姥娘和舅舅姨姨四处讨饭，足迹踏遍保定阜平100多个村庄，有时要不到一口饭，被饿的奄奄一息，晕倒在路上。在姥爷姥娘的呵护下，生活不管多么艰难，总算活下来了。父亲和伯伯还是少年，鸡叫三遍就给黑心的地主送炭还债，几十里的路全是上坡的山路，月亮升上天空才饥肠辘辘地返回来，从春到秋，一年又一年，这样的日子不知熬过多久，终于还清爷爷在世欠下的债务。爷爷50出头一病不起，奶奶被债主逼死。父亲和伯伯、姑姑年幼失去父母，靠自己开荒种地维持生计。日子刚安定下来，又遇日本鬼子侵略华北，烧杀掠抢无恶不作。伯伯参军打击日寇，父亲跟一位脾气暴戾的木匠师傅在鬼子扫荡间隙学手艺。雪上加霜的是，这期间为保性命躲在深山里的几户人家，临时搭建的草棚和生活用品被一场大火烧了个精光，所幸棚子里的人逃的快，无一人葬身火海。        父母一生坎坷，过了一关又一关，哪一关都经受着意志的磨练和生死考验。1956年初秋，驼梁山一带连降20多天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特大暴雨像瀑布一样从天而降。我家三间石木结构的房屋被突然冒出的两股水桶般粗的涌水冲垮，不满6岁、卷缩在炕角的大姐死里逃生，年仅10岁的大哥跟着母亲逃生时，不幸被倒塌的房屋活活砸死，连哼一声的机会都没有。父亲怀抱着1岁的二哥（现在的哥哥），与村里几个男人站在房屋一侧的山梁上观察雨情、水情，躲过一劫。
       爹娘没有被一连串的灾难击倒，与儿女们共度难关，想办法改变艰难的生活处境。从伤心地大石湖村迁至另一个村，过着一贫如洗的苦日子。        爹娘像随处可见的沙粒和小草，小时候家贫没条件读书，都是文盲。他们是特定年代、特殊生活处境中的幸存者。换句话说，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没成为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枪口下的冤魂已经很幸运了。在死亡线上挣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每个人，保全生命比读书重要一万倍。生命都没了，还谈什么读书？在被日本鬼子追杀、性命难保的情况下，谁顾得上读书，除非有神经病！再说了，能读得起私塾、上得起学堂，能在当时国内二三十所大学其中一所就读，都是有权有势的官宦、拥有巨额财富的商人、地主、资本家这类家庭子女，穷人没权没势没钱，哪有读书学文化的资格？父母是纯粹的无产者，他们一生中没有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有的是智慧和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自信和激情，有的是庄稼人吃苦耐劳、与命运抗争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及质朴、善良、坚强如钢的品质。他们在最困难的岁月里，与贫穷和饥饿较量，勒紧裤腰带、身上裹着破衣衫、咬紧牙关，历尽艰辛将我们兄弟姊妹抚养大，这种大恩大德，这种骨肉凝成的伟大的父爱和母爱，重于喜马拉雅山，如果用金钱来衡量，我想应该抵得上10座金山！        父亲幼年丧爹娘，青年时期痛失哥哥、大儿子和二女儿。二女儿是被疾病夺去生命的。        父亲无数遍给我们讲述他和伯伯的故事。他保存着一件珍贵文物—伯伯的烈士证。这张证父亲放在一个他自己加工的木盒子里，一年无数次地拿出来叫我们子女看。可惜这么珍贵的文物被乡里的民政员给遗失了。哥哥回忆说， 10多年前，乡民政员续某带话，叫他将大伯的盖有中央人民政府大印的“革命烈士光荣证”送到乡里，亲自交给他，说县文物局通知，要求个人手里保存的烈士证，统一交县文物局收藏。哥哥风尘仆仆地往返30里路交给了续某。这么重要的文物，续某连个收据也没给。几年后哥哥问续某伯伯的烈士证是否交县里时，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找不到了。太不负责任，我对哥哥轻信续某，致使珍贵的烈士证不知下落，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是伯伯用宝贵的生命换来的。如今连个证明其身份的东西都没有，这件事哥哥是有责任的。我怀疑是被续某骗去私吞，他知道这个证的收藏价值。        伯伯是抗战英雄，他身材高大，参军半年便当上机枪班班长，带领全班与扫荡华北的日寇展开激烈交锋，杀敌无数，如果不是战死沙场，有可能成长为一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军官。他是在家乡的一个山头与日本鬼子决战中不幸中弹，被送到河北平山后方医院救治不久，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伯伯住院期间，父亲去平山临时后方医院看望过。兄弟俩情同手足，从小失去爹娘，与几个姐妹相依为命，在苦水里长大。迫于生活的巨大压力，三个姊妹早早便出嫁。伯伯牺牲三年后，父亲加工了一口小棺材，从平山将其遗骨挖出来入殓，然后翻山越岭几十里运回老家，埋葬在祖坟里。早些年乡民政员通知哥哥，将伯伯的遗骨挖出来送到县城，被葬在烈士陵园，立碑树转。150里的路途，县民政局不来车也不派人，还得租车，哥哥考虑再三，伯伯的遗骨还是埋在老坟吧，便于后辈们上坟，这事也就不了了之。最近几年，我跟哥哥和弟弟商量过几次，最好将伯伯的骨骸交县民政局，埋在烈士陵园。我们这一辈人没见过他本人，连一张照片都没有，但对伯伯的怀念是发自内心的。我在多篇文章里写过伯伯英勇杀敌的故事。他是爷爷奶奶的骨肉，是父亲的亲哥哥，为国捐躯，是吕家的骄傲。我们这一代人对伯伯的思念之情，不一定能传递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毕竟子女及他们的孩子与伯伯隔了几代。如果因为我们不积极与政府部门协商解决，导致伯伯这位英雄被历史的尘埃覆盖，那是对伯伯的不敬。我反复想这件事，他的遗骸葬在烈士陵园是最好的归宿。对青少年爱国教育是一项长期任务，清明节总会有社会团体、个人到烈士陵园祭拜包括伯伯在内的英烈，表达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哀思和敬仰之情，若伯伯地下有知，他会含笑九泉。        我当兵前，大队赠送一张上书：“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奖状，张贴在家门对面水瓮上方的白墙上。从1978年3月到2014年长达36年时间，一直在我老屋的墙壁上，没人动过，岁月无情，却无一处破损，对我而言，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每次回家，我都要打开房门，走进屋里看看我和爹娘、姐姐、哥弟们住过的房间，看看记载女儿出生的那张土炕，以及在妻子月子里请木工做的写字台，还有立柜、装有两床被子的大柜子和墙上似乎冲着我微笑的那张奖状。土炕不是原来那个可睡7个人的大炕，是我结婚后感觉用不了这么大的一个炕，拆掉大锅台和一口大锅，将大炕靠后墙那部分切除，保留了临窗的一块。山区做饭、烧水的燃料全是木材，一大一小两个灶，只要是呼呼地吹西北风，灶里的烟便突突地倒流出来，满屋子炊烟，呛的人流眼泪、咳嗽。母亲被烟熏了几十年，那时竟找不到原因。拆掉一部分炕才知道真相，原来后墙角有个裂缝，风从缝隙灌进来，灶里的柴烟被风拦腰截住，无法进入炕洞再顺着烟囱升入天空，只得乖乖地从灶口倒出来。       在这个房间的物品都不值钱，唯一有价值的是一张奖状。6年前的夏天，回家看望多病的母亲，顺便进老屋看看。在那张奖状前凝神良久，仔细看了一遍上面的毛笔字。字写得刚劲有力，是本村一个后生写的。我走出院子，与大门口一侧蹲在石头上的几个村民闲聊起来。说起当年当兵的事，我透露了墙上那张奖状是古董的信息。我还嘱咐哥哥和弟弟，一定保护好这张奖状，下次回来拿走。难以置信的事居然发生了。次年春节回家与母亲过年，年后我和弟弟去老屋，发现奖状不见了，问弟弟，他说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丢的，一个个谜团萦绕在我脑海里。我知道这张奖状不会再出现在墙上了，心里真有几分不爽。
       老屋是记载全家人生活变迁的一部厚重的史书，翻开每一页，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回味无穷。老屋是我童年、少年夏秋冬春季节轮换过程中生活状态的见证者。我非常留恋老屋，思念离世的爹娘，怀念与大姐二姐和哥哥弟弟一起生活的美好时光。
       老屋不会永久地存在下去，两个侄儿都动了拆掉建新房，接待游客的念头，我一直没点头。我也想在有生之年，将快倒塌的老房变成崭新的楼房，家乡夏天气候凉爽，避暑养生多好啊！
有不少朋友劝我，这把年纪了还折腾啥呀，有钱了，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盖房子是下一代的事。
最近有个新的想法，若图省事，与想投资建房赚大钱的老板合作，前10年的经营权归合作方，以后则归自己。
                                                         中铁十五局集团二公司吕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