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老家老屋前有一株银杏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平时周末有阳光的日子，一位老人，带着一副老花镜，在树下绣着“十字绣”，脚边卧着一只胖乎乎的浑身油黄的小猫，几个小孩在不远处叽叽喳喳的玩闹，阳光透过树荫晒在她脸上。
那就是我的老妈，老妈今年79岁，名中带有“桂”字，1941年正月出生在南坝的朱家大院，“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根”，我猜想外公给母亲取名“以桂”之意在于此。在当时的老家“也算是大户人家”，用我老爹的话讲。母亲的父亲，也是我的外公在解放前当过几年县长，母亲过个几天“千金小姐”的生活。
正是外公在解放前国民政府当过县长，1949年解放后，外公被通知去县里开会，就再也没有回来，外婆不久也就忧劳成疾过世。我们打小就没见过外公外婆，记忆中只有两座坟茔。9岁的母亲和3岁的舅舅，从此相依为命。母亲很少讲她小时候的事，倒是听六外婆说起母亲小时候为了舅舅和家用，9岁开始和他们大人一样当背夫和采茶，那时候川陕两地运输全靠人背马驼，从四川通江沿诺水河到陕西碑坝再到汉中几百里山路，来回至少一个礼拜，渴了喝水，困了喝水、饿了喝水，从没见她哭过。后来她又随亲戚到陕西采茶，早上三四点鸡还没叫，就出发，到茶山采两到三小时，又得赶紧往家赶，一天也能挣半个工分。长期的劳作锻炼，母亲心灵手巧、身子骨也很棒，在同龄人中也很少见，现在我们穿的鞋垫，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给纳的，温暖柔和又不得脚气。
我家兄弟姐妹八人，我排行老二。现在已是天南海北，各家生活条件都很不错，哪家请她，她都去，但就是不愿久住，“只要你们好，来看一眼你们，我和你爹也就放心了”。母亲总是匆匆小憩几天便打道回府。她最关心的还是在铁建上班的我，前几年单位不太景气，工程又紧张，小孩上学，爱人陪读，几年也回不了一趟家，偶尔照几张工地的照片发给她，她像宝贝似的，见人就夸“这是我家老二，他在修高铁呢”。逢年过节，母亲总是把腊猪蹄、猪耳朵、猪尾巴、香肠和竹笋、木耳等老家的土特产一股脑儿寄给我们。“老二最喜欢啃老家的猪蹄了”。
母亲心很软，但不脆弱。小时候我是有名的“天棒”，没少干“出格”“不着调”的事，父亲揍我时，母亲总是护着我。一次，我在学校和同学打架，父亲晚上准备给我开“松皮大会”（农村的棍棒教育），母亲掩护我躲在门后，免去了一顿皮肉之苦。父亲一直做生产队里的会计，母亲为队里养猪，在闹饥荒的年代，他带领几个队干部偷偷的把粮食分给社员，把猪杀了给大家过年，在文革时，工作组要把父亲树为批斗对象，母亲大闹工作组，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母亲和父亲一样没多少文化，能简单的阅读，他们最喜欢的书《本草纲目》，老家农村谁有个跌打损伤、头疼老热的也爱找她俩。平时母亲带着老花镜、捧着《本草纲目》，很是有范儿，孙子们叫她“奶奶教授”。自己文化不高，所以很敬佩文化人，我们小时候跟谁调皮都可以，就是不能给老师调皮捣蛋，否则棍棒伺候。她总希望自己的儿孙有文化，有学问，不但把我们几兄弟拉扯大，就是砸锅卖铁也一个不落的供我们八姊妹读书求学，现在一大家儿孙辈也出了好几个研究生，让老妈很是欣慰。
我从学校毕业二十多年一直在中国铁建工地上班，到贵州公司上班之后，条件有了改善，便想着在这边买房固定下来，父母来了有个落脚的地方，给父亲说了我的打算，父亲闷闷不乐。母亲打电话说：“你爹就是老脑筋，认为老家风水好，想留点祖业给后人，过两天他也就没事了。你们不用为难，想在哪安家就在哪。夏天，我就带你爹去你那儿避暑去。买房钱不够的话，我给你们首付。有时间多回来看看，也是一样。”她还一个劲叮嘱：“你们离家越来越远了，在外面一定要少喝酒，多注意身体，我和你爹的身体都比你们几弟兄强。”
母亲一向乐观豁达。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福旦夕。新房还未装修，便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一向硬朗的父母，前一段时间大哥接他们到重庆检查，得知母亲已到了肝癌晚期。母亲怎么也不愿呆在医院，想出去走走、看看。我和妻子连夜开车把母亲和父亲接到了贵阳，一边用药一边散心。在医院输了几天液外之后，说什么也不住院，非要回到家里住。“身体是养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人的命，天注定，得与失，天安排”从不在意自己病情。倒是我们几个担心她的病情，一天患得患失。不到一周，母亲便逼着我们送她回老家。好在外地打工的小弟一家已于一月之前回到了老家，把家里准备的妥妥帖帖。大哥、大姐、三弟、四弟、六弟等一家人趁小孩放暑假，也全都从外地回到老家避暑。28个儿孙、重孙膝下承欢，母亲总是语笑晏晏。一天除了输液吃药、休息散步，就去逛逛菜园子、与人拉拉家常，满院子都能听得见她的笑声。
累了乏了就躺在睡椅上小憩一会儿，阳光照在脸上，一片慈祥安宁。（中铁二十局中铁贵州公司）
那就是我的老妈，老妈今年79岁，名中带有“桂”字，1941年正月出生在南坝的朱家大院，“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根”，我猜想外公给母亲取名“以桂”之意在于此。在当时的老家“也算是大户人家”，用我老爹的话讲。母亲的父亲，也是我的外公在解放前当过几年县长，母亲过个几天“千金小姐”的生活。
正是外公在解放前国民政府当过县长，1949年解放后，外公被通知去县里开会，就再也没有回来，外婆不久也就忧劳成疾过世。我们打小就没见过外公外婆，记忆中只有两座坟茔。9岁的母亲和3岁的舅舅，从此相依为命。母亲很少讲她小时候的事，倒是听六外婆说起母亲小时候为了舅舅和家用，9岁开始和他们大人一样当背夫和采茶，那时候川陕两地运输全靠人背马驼，从四川通江沿诺水河到陕西碑坝再到汉中几百里山路，来回至少一个礼拜，渴了喝水，困了喝水、饿了喝水，从没见她哭过。后来她又随亲戚到陕西采茶，早上三四点鸡还没叫，就出发，到茶山采两到三小时，又得赶紧往家赶，一天也能挣半个工分。长期的劳作锻炼，母亲心灵手巧、身子骨也很棒，在同龄人中也很少见，现在我们穿的鞋垫，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给纳的，温暖柔和又不得脚气。
我家兄弟姐妹八人，我排行老二。现在已是天南海北，各家生活条件都很不错，哪家请她，她都去，但就是不愿久住，“只要你们好，来看一眼你们，我和你爹也就放心了”。母亲总是匆匆小憩几天便打道回府。她最关心的还是在铁建上班的我，前几年单位不太景气，工程又紧张，小孩上学，爱人陪读，几年也回不了一趟家，偶尔照几张工地的照片发给她，她像宝贝似的，见人就夸“这是我家老二，他在修高铁呢”。逢年过节，母亲总是把腊猪蹄、猪耳朵、猪尾巴、香肠和竹笋、木耳等老家的土特产一股脑儿寄给我们。“老二最喜欢啃老家的猪蹄了”。
母亲心很软，但不脆弱。小时候我是有名的“天棒”，没少干“出格”“不着调”的事，父亲揍我时，母亲总是护着我。一次，我在学校和同学打架，父亲晚上准备给我开“松皮大会”（农村的棍棒教育），母亲掩护我躲在门后，免去了一顿皮肉之苦。父亲一直做生产队里的会计，母亲为队里养猪，在闹饥荒的年代，他带领几个队干部偷偷的把粮食分给社员，把猪杀了给大家过年，在文革时，工作组要把父亲树为批斗对象，母亲大闹工作组，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母亲和父亲一样没多少文化，能简单的阅读，他们最喜欢的书《本草纲目》，老家农村谁有个跌打损伤、头疼老热的也爱找她俩。平时母亲带着老花镜、捧着《本草纲目》，很是有范儿，孙子们叫她“奶奶教授”。自己文化不高，所以很敬佩文化人，我们小时候跟谁调皮都可以，就是不能给老师调皮捣蛋，否则棍棒伺候。她总希望自己的儿孙有文化，有学问，不但把我们几兄弟拉扯大，就是砸锅卖铁也一个不落的供我们八姊妹读书求学，现在一大家儿孙辈也出了好几个研究生，让老妈很是欣慰。
我从学校毕业二十多年一直在中国铁建工地上班，到贵州公司上班之后，条件有了改善，便想着在这边买房固定下来，父母来了有个落脚的地方，给父亲说了我的打算，父亲闷闷不乐。母亲打电话说：“你爹就是老脑筋，认为老家风水好，想留点祖业给后人，过两天他也就没事了。你们不用为难，想在哪安家就在哪。夏天，我就带你爹去你那儿避暑去。买房钱不够的话，我给你们首付。有时间多回来看看，也是一样。”她还一个劲叮嘱：“你们离家越来越远了，在外面一定要少喝酒，多注意身体，我和你爹的身体都比你们几弟兄强。”
母亲一向乐观豁达。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福旦夕。新房还未装修，便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一向硬朗的父母，前一段时间大哥接他们到重庆检查，得知母亲已到了肝癌晚期。母亲怎么也不愿呆在医院，想出去走走、看看。我和妻子连夜开车把母亲和父亲接到了贵阳，一边用药一边散心。在医院输了几天液外之后，说什么也不住院，非要回到家里住。“身体是养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人的命，天注定，得与失，天安排”从不在意自己病情。倒是我们几个担心她的病情，一天患得患失。不到一周，母亲便逼着我们送她回老家。好在外地打工的小弟一家已于一月之前回到了老家，把家里准备的妥妥帖帖。大哥、大姐、三弟、四弟、六弟等一家人趁小孩放暑假，也全都从外地回到老家避暑。28个儿孙、重孙膝下承欢，母亲总是语笑晏晏。一天除了输液吃药、休息散步，就去逛逛菜园子、与人拉拉家常，满院子都能听得见她的笑声。
累了乏了就躺在睡椅上小憩一会儿，阳光照在脸上，一片慈祥安宁。（中铁二十局中铁贵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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