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耳光
中国铁建大桥局集团宜石高速 钱进
15年前，我曾写过《父亲》的散文，发表在《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铁道建筑报》等报刊上。今年7月初7，是父亲95岁的生日，也是他老人家走完人生之路离去15年的纪念日子。虽然，父亲已离开我们15年，但他老人家对我的两记耳光，时时在脑海里象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放映出来。就是父亲的这两记耳光，才使我懂得了学习、懂得了生活、懂得了亲情，懂得了工作和做人的道理。
记得父亲给我的第一记耳光，是在1967年的仲夏。那时我刚满7岁，进校门所学的汉字不到200，对一些事情正处于是懂非懂的意识状态。那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把我从睡梦中叫起，吃完早饭后，去我们学校（大队部）看批斗大会，批斗的对象是我二伯，因一个造反派头头控告我二伯反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对于要批斗二伯，现在看来那是一些荒谬的事情。我二伯那时是大队支书，公社召开夏种夏收的双抢大会“打牙祭”，不知咋的，闹起了肚子，就在生产队的葵花地里解了大手，正好被路过的造反派头头看见告状到公社“文革”的头头，说我二伯竟敢在葵花地里拉屎。不知道“朵朵葵花象太阳，太阳就是毛泽东，太阳就是共产党”，在毛主席脸上拉屎就是反革命。就这样被造反派揪去开了批斗会。我父亲怕批斗二伯时，防止有人暗中扔“黑砣”（土话，趁人不备往人身上扔石头）。叫我在批斗台前看着，但不要跟随喊口号打倒钱某某，要是二伯看到你也在跟前举手喊打倒他，二伯会伤心的，批斗会后父亲也不好向二伯解释。我一个7岁的孩子，哪见过开批斗大会的场面，众人举手一高呼，我也忘记了父亲会前对我讲的话，也跟着举手喊“打倒钱某某…”我就站在伯伯弯腰的前面，听见我的声音，二伯两眼直冒火星。也不知父亲从哪个角落跑了出来，象抓小鸡似的把我提到会场的后面，咣咣就是两耳光。我才想起有可能是不该在二伯面前举手喊口号，做错了事。父亲一般情况下是不动手打人的。
记得父亲给我的第二记耳光，是我初中毕业后不愿上高中。那时我家8口人吃饭，哥哥当兵去了福建，没人挣工分，我就想在家劳动，不去上高中了。父亲见我岁数和个头还小，也挣不了几个工分，要我继续念书，教育我说，书读多了也能挣钱，不要误了前程，按规定我家是军人家庭，属推荐的名额，又不交纳学费。已给我准备了20个鸡蛋做路费，继续去红狮区中心校上学，有些家的孩子想读书还去不了。我遵从父亲的意见，备了两周的粮食，又带了一些学习上的用品，在一个下雨天光着脚丫子走了70里山路，又到了阔别半年的红狮中学。读了一周的课程，总觉得学校没有在家自由，每天一斤的大米吃不饱，就把乘的一周粮食卖掉买了一双凉鞋，愿回家种田。父亲收工回来，见我没上学，脚上还穿着一双新凉鞋，不用问就知道我辍学了，不问青红皂白，上前就是两个耳光。母亲在一旁也劝我好好想想，说父亲为什么要打你，父亲就是吃了没文化的苦头，把米卖掉了不算啥，关键是重新做人好好上学，家里在苦也要供我把高中读完。在父母亲的坚持下，我终于读完了高中，并以47分之差没缘考进到县师范学校，要不这一辈子与教书打交道了。
1980年秋天，在县新闻第9期培训班学习的我，接到公社武装部肖部长的电话，叫我赶回去报名当兵，区委宣传委员刘云厦（曾任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技术质量监督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已在区里给接兵的同志说好了，办过入伍手续就行。从此，我走进了部队，到了黑龙江的大兴安岭铁道兵三师十三团，就这样与后来的中铁十三局集团（现中国铁建大桥局集团）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岁的毛头小子，到今天的知天命之年，最年轻的时光献给了部队和十三局的新闻和建设事业，恐怕这一生就要交付给了十三局（中国铁建大桥局）。虽然作的贡献不大，但无愧于心。因为我每做一件事，都记得父亲的耳光。晓得做人要友善，对人不能落井下石，更不能阳奉阴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做人讲一个准则，一个标准。感谢父亲的耳光，感谢父母使我读完了高中，多学了一点知识。虽然没有上到大学读研什么的，但自我感觉文化相当于大专，比前不足，比后有余。要不，在我这一生中难得留下100多万字的新闻文字和摄影作品，也难今天继续有机会在笔记本电脑前敲打我喜欢的文字，有可能给我留下更多的是遗憾！感谢父亲，感谢苍天，感谢生活，感谢故乡云阳红狮中学培养教育了，感谢我工作的的中铁十三局集团及今天的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
中国铁建大桥局集团宜石高速 钱进
15年前，我曾写过《父亲》的散文，发表在《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铁道建筑报》等报刊上。今年7月初7，是父亲95岁的生日，也是他老人家走完人生之路离去15年的纪念日子。虽然，父亲已离开我们15年，但他老人家对我的两记耳光，时时在脑海里象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放映出来。就是父亲的这两记耳光，才使我懂得了学习、懂得了生活、懂得了亲情，懂得了工作和做人的道理。
记得父亲给我的第一记耳光，是在1967年的仲夏。那时我刚满7岁，进校门所学的汉字不到200，对一些事情正处于是懂非懂的意识状态。那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把我从睡梦中叫起，吃完早饭后，去我们学校（大队部）看批斗大会，批斗的对象是我二伯，因一个造反派头头控告我二伯反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对于要批斗二伯，现在看来那是一些荒谬的事情。我二伯那时是大队支书，公社召开夏种夏收的双抢大会“打牙祭”，不知咋的，闹起了肚子，就在生产队的葵花地里解了大手，正好被路过的造反派头头看见告状到公社“文革”的头头，说我二伯竟敢在葵花地里拉屎。不知道“朵朵葵花象太阳，太阳就是毛泽东，太阳就是共产党”，在毛主席脸上拉屎就是反革命。就这样被造反派揪去开了批斗会。我父亲怕批斗二伯时，防止有人暗中扔“黑砣”（土话，趁人不备往人身上扔石头）。叫我在批斗台前看着，但不要跟随喊口号打倒钱某某，要是二伯看到你也在跟前举手喊打倒他，二伯会伤心的，批斗会后父亲也不好向二伯解释。我一个7岁的孩子，哪见过开批斗大会的场面，众人举手一高呼，我也忘记了父亲会前对我讲的话，也跟着举手喊“打倒钱某某…”我就站在伯伯弯腰的前面，听见我的声音，二伯两眼直冒火星。也不知父亲从哪个角落跑了出来，象抓小鸡似的把我提到会场的后面，咣咣就是两耳光。我才想起有可能是不该在二伯面前举手喊口号，做错了事。父亲一般情况下是不动手打人的。
记得父亲给我的第二记耳光，是我初中毕业后不愿上高中。那时我家8口人吃饭，哥哥当兵去了福建，没人挣工分，我就想在家劳动，不去上高中了。父亲见我岁数和个头还小，也挣不了几个工分，要我继续念书，教育我说，书读多了也能挣钱，不要误了前程，按规定我家是军人家庭，属推荐的名额，又不交纳学费。已给我准备了20个鸡蛋做路费，继续去红狮区中心校上学，有些家的孩子想读书还去不了。我遵从父亲的意见，备了两周的粮食，又带了一些学习上的用品，在一个下雨天光着脚丫子走了70里山路，又到了阔别半年的红狮中学。读了一周的课程，总觉得学校没有在家自由，每天一斤的大米吃不饱，就把乘的一周粮食卖掉买了一双凉鞋，愿回家种田。父亲收工回来，见我没上学，脚上还穿着一双新凉鞋，不用问就知道我辍学了，不问青红皂白，上前就是两个耳光。母亲在一旁也劝我好好想想，说父亲为什么要打你，父亲就是吃了没文化的苦头，把米卖掉了不算啥，关键是重新做人好好上学，家里在苦也要供我把高中读完。在父母亲的坚持下，我终于读完了高中，并以47分之差没缘考进到县师范学校，要不这一辈子与教书打交道了。
1980年秋天，在县新闻第9期培训班学习的我，接到公社武装部肖部长的电话，叫我赶回去报名当兵，区委宣传委员刘云厦（曾任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技术质量监督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已在区里给接兵的同志说好了，办过入伍手续就行。从此，我走进了部队，到了黑龙江的大兴安岭铁道兵三师十三团，就这样与后来的中铁十三局集团（现中国铁建大桥局集团）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岁的毛头小子，到今天的知天命之年，最年轻的时光献给了部队和十三局的新闻和建设事业，恐怕这一生就要交付给了十三局（中国铁建大桥局）。虽然作的贡献不大，但无愧于心。因为我每做一件事，都记得父亲的耳光。晓得做人要友善，对人不能落井下石，更不能阳奉阴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做人讲一个准则，一个标准。感谢父亲的耳光，感谢父母使我读完了高中，多学了一点知识。虽然没有上到大学读研什么的，但自我感觉文化相当于大专，比前不足，比后有余。要不，在我这一生中难得留下100多万字的新闻文字和摄影作品，也难今天继续有机会在笔记本电脑前敲打我喜欢的文字，有可能给我留下更多的是遗憾！感谢父亲，感谢苍天，感谢生活，感谢故乡云阳红狮中学培养教育了，感谢我工作的的中铁十三局集团及今天的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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