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走过的大半生岁月，在宇宙的长河中微不足道，对我来说却是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有焦虑和迷茫，也有过惊喜和激动。
参军
人懂事后心里总会编织梦想，向往外面的世界。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初中毕业再上高中非常难，只有一小部分人如愿以偿，多数人要回村当农民。少男少女们不愿将自己的青春年华交付给赖以生存的黑土地，跳出农门“吃皇粮”的渴望十分强烈。可是没关系和靠山进不了工厂，当兵是许多青年人不二的选择，若能提干或者转为志愿兵，这辈子就活出精彩了。若前两者都不成，最差也学一门技术，退伍回乡有了生存本领，比只会种地的同龄人要强得多。1975年底我初中毕业时不满15岁，大队不推荐，上高中无门，不得不老老实实当农民，一滴汗水摔八瓣的日子熬过两年时光，几乎磨练得与生产队的老农民一个样，手上磨出厚厚的老茧，哪个季节种什么庄稼心里都有数。可是谁不想拥有体面的人生?我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并没打算死心塌地成为农民大军中永久的一员，走出大山看世界的念头一直萦绕在脑海，队里偶然有人进煤矿、进厂当工人，内心便有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望着天空和远山发呆，心想哪一天自己也摇身一变成为吃商品粮的工人，职业无所谓，只要端上“铁饭碗”，干什么都行。机会终于盼来了!1978年初的寒冬腊月，我应征报名参军，体检顺利过关，父母也支持我当兵。就这样在阳春三月，乘着一列满载新兵的闷罐火车一路西行，经过几天几夜的旅程直达新疆大河沿车站，再转长途汽车跋涉约500公里跨进库尔勒西新兵连大门，开启了军旅人生。当兵是我步入成年收获的第一份惊喜。选择加入铁道兵阵营，为我确立人生目标，改变命运埋下了伏笔。
兵转工
加入铁道兵大军行列，与想象中的站岗放哨、在训练场上拼刺刀喊杀声震天、英姿飒爽的军人截然不同。在军训期间，从老兵班长口中得知铁道兵基层阵营的编制情况。一个团设有团机关、后勤处、警卫排、卫生队、汽车连、特务连、通讯连、修理连、仓库、营部、机械连、施工连等，其中施工连占四分之三，能够如愿进入机关和后勤单位的是少数，大部分新兵要到施工连队开挖隧道、建桥涵、筑路基。
军训结束考核，我各科成绩均为优秀，天真地认为凭这些成绩便能分到好工作。可是结果令我大失所望，一辆卡车拉着我和几十名新兵开进一个深山沟的施工连队，我和战友们在尘烟弥漫的隧道，与风枪、炮烟、粉尘、水泥、石子、钢筋水泥、铁锹、靶子、铁叉为伍。开始的两年多时间一直在隧道作业，打过风枪、装过炮，遭遇过塌方，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从洞内到洞外，再到建车站、挖暖气沟、安装管道，没有机械靠人工，干了6年重体力活，比当农民还辛苦。
环境影响人。我不当兵，或许一事无成。军营悄然兴起的学文化热感染着许多有志于成才的年轻军人。离开家乡前，哥哥说：“二弟当几年兵就退伍了。”难道一语成谶?我可不想当农民。我要放手一搏，买文学书籍和杂志如饥似渴地学习，吸收新知识，提高文化水平。看书、写日记、摘抄书刊上的文章段落和锦言妙句，尝试写小说、影评，填充了那个时期的业余空间。
当兵期间，就我那点底子，没奢望成啥大器。随着读书的增多和我对人生价值的理解，滋生了想改变现状的想法。在我脑海若隐若现的目标在十万八千里外，遥不可及，所以尽管发奋读书，可是基础太差，在写作这条路上，人家大踏步前进了，我还像幼儿一样学走路。苦行僧般的求索，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孤独前行。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979年春我们连有30多名战士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全团参战的军人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其中新兵团两个连的新兵军训没多久便全部开赴前线。我当时在新兵连当炊事员。不久中央军委百万大拆军浪潮紧随而来，1980年底退伍大潮进入军营，我们连大约45%、近百名战士踏上返乡旅途。我能继续当兵，既有被命运眷顾、将童话恩赐为现实的成分，也有老实本分、工作踏实而得到领导认可的因素。每年都有一批老兵退伍，互赠礼物和告别的场面让人泪目。
1983年底，经过铁道兵五师、六师全部兵力和四师一个团，一共八九万人的浩浩荡荡队伍，历时9年修建的全长476.5公里的南疆铁路进入试运行，铁道兵肩负的使命基本完成，全体官兵从库尔勒东站和大河延乘军列开赴中原。根据军队改革需要，不久中央军委、国务院撤销铁道兵，16.5万铁道兵官兵中的1.7万人合并到解放军总后勤部，包括我在内的14.8万人1984年1月1日正式并入铁道部。告别军旗、摘去领章帽徽、脱下军装换上铁路服的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的情绪失控有两层意思，一是对6年军旅的深情告别，军营是我追梦的地方。二是多年的梦想一朝实现，我终于端上了“铁饭碗”。
进机关
兵转工初期月收入四五十元，我们这批年轻人都兴奋不已。出疆的头两年还是修铁路，只不过是改建三门峡境内的西陇海线一段约两公里长的铁路，有大桥、涵洞、路基，每天都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次年夏，队里主管领导念我坚持自学，还时而写点工程队的新闻稿，有时协助文书写几份事迹材料，便安排我烧锅炉，供全队150多号人饮用。由于自来水被附近一家工厂切断，交涉无果，只能从400多米外的河里挑水。烧火炉是求之不得的事，与工地干活相比，这算是很舒服的活了。可是好景不长，4个月后天冷了，各班宿舍都有砖砌的取暖炉子烧水，我又到工地干活，往路基上铺道砟、抬枕木和钢轨，我瘦弱的身体几乎到了极限。特别是抬钢轨枕木，两个肩膀红肿的变了样，痛得我忍不住想哭。父母不知道我在外吃这样的苦，否则该有多心疼啊!
这期间，我找过上级主管宣传的某领导，直截了当地说了想从事专业写作的想法。他了解我的情况，思考片刻，答应一个月后去报到，让我激动不已，可是苦等一个多月没下文了。到底哪个环节出了“幺蛾子”，一直是个谜。决定权在别人手里，我只能听天由命。
这个技改工程一结束，我随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奔赴上海，先后参加了4个项目的建设。那些年干得项目不少，但投资额都小，有的项目一年工期，节奏太快。咱就是干活的命，苦点累点没啥，最让人烦恼的是，在一个地方熟悉了又要换防，在近7年的时间里竟然搬迁5次，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以至于感觉患上了抑郁症。如果我在工程队干下去，还不知道要搬多少次家、难受多少回。
改工后的几年，基层工程队的许多职工厌倦了艰苦流动的生活，动用各种关系找接收单位，重返故乡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那些重回故里的人，让我们这些没任何背景和关系的职工羡慕不已。我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老老实实在工程队干活，总比种地强。时间是一个抹子，能抹平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件事也就不再纠结了。
工程队是企业的效益之源、发展之基，哪里有工程哪里便有工程队。从铁道兵改工过来的一大批年轻人是主力军，那时候还没有吸纳农民工，几年后才有包工队加入。从军队到企业，从新疆、中原再到上海，承建的公路、市政等项目，机械化程度低，到上海之后相比之前大大进了一步，特别是挖掘机的出现，减轻许多人力劳动。但人工装卸水泥、砂石料，手推胶轮车运输混凝土、肩扛钢筋的劳作丝毫未变，酷热的7月天，我一个人卸过10吨水泥。艰苦的环境，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并未浇灭我内心一直燃起的“欲望”之火。不甘庸碌一生，想进机关的梦想在遥远的天际，像雾里花，但也时刻提醒着我，召唤着我，让我在漫长的追梦岁月中一直保持刻苦的状态。面对工友的讽刺、挖苦和嘲笑的伤害，因没业绩，我没底气反驳，只有痛苦地挣扎、苦笑和叹息，经历“马拉松”式的追梦岁月依然一片“黑灯瞎火”，到后来几乎不再有“非分之想”。
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1991年夏，一位媒体编辑朋友助我一臂之力。他推荐我参加了公司党委宣传部为期5个月的新闻写作培训。期间，在中国铁道建筑报等报刊台发表41篇文章，但有成绩并不意味着可以留在机关。那时候进机关太难，从我的经历可见一斑!重回工程队之后，许多职工背地里说我是干活的料，进机关是白日做梦!我没理会这些无聊至极的议论，只管埋头写稿，不断有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半年后，我遇上了一位好领导，他看我是块“写报道的料”，将我调进机关。这是我用14年不懈努力换来的果实，不禁喜极而泣。
提干
在公司党委宣传部从事新闻职业，我倍感欣慰，对拥有的舒适、惬意的工作环境很珍惜。我是专职报道员，每年都有在中国铁道建筑报以上媒体发表文章的任务，是有压力的，连续两年业绩平平，有可能被打回“原型”。选择了新闻这一行，是因为我热爱这个职业，不能让领导失望。我已经32岁，出道晚，通过自学掌握的本领远不如在新闻写作领域耕耘多年的老将们。原有的知识和水平在新岗位上用不了多久便释放完了，补充知识能量、开阔格局视野、提升能力水平迫在眉睫。我开始学习与工作双向攻略，在苦练内功上下功夫，心无旁骛、废寝忘食地学习新闻写作知识，并用心阅读中国铁建系统名家的消息、通讯集和发表在报纸上的作品，细心琢磨每篇文章的谋篇布局、语言结构等，同时也学习摄影方面的技巧。将学习与实践有机地融合。
当时宣传部写新闻的有3人，后来又增加1人，竞争很激烈。我的新闻敏感性很强。1994年2月公司表彰108个企业明星，我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条有价值的新闻，马上写了一篇消息发往中国铁道建筑报社，几天后在头版头条发表，公司党委书记专门为这篇报道召开了一个专题表彰会，这在公司历史上是首例。
写新闻就要接地气，沉下去捕捉鲜活的新闻。“涉深水者获蛟龙，涉浅水者获鱼虾。”凡是新闻工作者都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我的足迹遍布侯月、宋大、南昆、达成等多条铁路和公路建设工地，旅途很辛苦，多数时候是硬座。每到一个项目，我都要住几天，深入施工现场，白天采访指挥长、队长、工人，到现场了解施工情况，晚上在招待所写稿，每一次采访总要写几篇稿件，大多在省部、地市级报纸发表、电台播出。对新闻的痴迷，语言无法形容，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业余时间几乎都花在写新闻上了，当然也间或写一些文艺稿件。周日、节假日别人一家外出旅游、休闲、健身，我却在办公室苦思冥想如何拟定新闻标题，怎样写好导语和主体。能吃苦加上悟性好，是我稿件数量多、刊稿率高的重要原因。从1992年起，发表消息、通讯的数量逐年大幅递增，每年都有100多篇，稳居全公司个人第一。1994年后与中央媒体的编辑打上了交道，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等国家级的媒体发表的数量多起来，在人民铁道报、中国人口报等省部级报纸刊发的稿件篇幅长、头条多，为企业的宣传尽了一份力量，年年是几家媒体和集团公司的新闻报道先进个人。1995年因发在焦作日报的一个专版，提干之事泡汤，我的情绪低落半年时间。领导找我谈话，鼓励我不要泄气。两年后我如愿被聘为新闻干事，这算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惊喜，也是提升自我价值的新起点。喜讯传到家乡，父母为我高兴。此后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知识和能力的储备已经具备了担任领导职务的条件。从1997年被聘为新闻干事到副科、正科，再到两个工程项目的书记，我的每一点进步均与“写”有很大关系。
圆了作家梦
从事新闻行业的人，大多喜欢文学。我的文学创作起步晚，80年代在新疆和三门峡5年间，写了10来篇小说和影评，发往《解放军文艺》《中国青年》《青年作家》等五六家杂志社的文艺稿件，雪片一样又飞回到我手里。之后沉淀6年，待羽翼丰满才开始创作。1991年起正式在省、市级报刊上发表散文。90年代以写新闻为主，发表的散文有20多篇，数量不多，却给了我足够的自信，使我彻底走出被失败笼罩的阴影。文学是一座布满荆棘的高山，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与我同时代的许多文学青年止步于山脚或半山腰。我却迎难而上，无所畏惧地奋力攀爬，并屡有果实收入囊中。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知识、生活、感情等方面积累的逐渐丰沛，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每年创作的数量是倒金字塔式的。在天府达州、广元的7年，创作几十篇散文，2005年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品味人生》，尽管这本处女作现在看来有点稚嫩，部分文章有明显瑕疵，但对我而言是个新起点。当年被吸收为四川省作协会员和散文学会会员，是一个令人自豪的惊喜。2006年初随指挥部迁往三峡奉节参加奉云高速公路建设，2008年底调回公司机关，2016年到湖北荆门公路项目担任项目书记，2019年到江西修水项目出任书记，一年后退休。我的岗位频繁变动，但不影响对文学的痴爱，业余时间写新闻与文学创作以及摄影三管齐下，并取得可喜成绩。期间出版了散文集《漂泊人生》《漫话人生》和时评集《另眼看世界》。2020年10月被杭甬高速复线项目返聘至今，除采写近400篇消息、通讯和报告文学，还创作了50多篇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撰写6篇时评，出版了56万字的散文集《流年》《岁月静好》和摄影画册《自然之美》。虽然加入省级作协会员近20年，但距离终端目标——加入中国作协还有一步之遥，还需要努力，写作是一生的爱好，只要身体允许便会一直写下去。
与病毒博弈20载
人没有不生病的，有些疾病给工作和生活带来诸多麻烦。1992年春，老领导想调我到宣传部工作，报告递到书记那里，书记说先体检，言外之意，身体要合格。我在工程队干了14年重体力活，过度劳累+营养不良，脸瘦的只有巴掌大，身体各位没觉得有大毛病。可是体检结果出乎预料，乙肝五项中的1、4、5是阳性，说我有“乙肝”，其实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体原因导致刚燃起的火苗被突如其来的一盆水浇灭。从查出有“乙肝”起，我开始服用各种治疗乙肝的药。机关是进不去了，我要把身体调理好，在工程队没有健壮的身体是不行的。我坚持常年吃药，照常上班，空余时间采写新闻。在焦作日报、中国铁道建筑报发表的稿件数量在不断增加。宣传部要增加宣传力量，我是合适的人选，两个月后，我意外地成为宣传部一员。
虽然工作和生活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尤其是写新闻让我的能量得到充分释放，但体内的乙肝病毒是个“定时炸弹”，说不准啥时间发作，到时负面影响更大。很多人总认为与乙肝病人和病毒携带者一起吃饭、接触有传染风险。其实乙肝病毒与艾滋病传染渠道一样，是通过性生活、母婴、血液传播。奇怪的是，我跟家人一起生活，没做任何预防，也没传染给他们。
我体内的乙肝病毒大概是1989年上海流行乙肝期间感染的。
90年代下基层采访都是住指挥部、分公司招待所，或者睡探亲、出差人员的床。有一次我在南昆线采访，在一个回家探亲职工的床上睡了一周，我离开一个月后，听说有人告诉那个职工我得过乙肝，他非常生气，与书记大吵一架，这件事搞得我很难堪。
下基层最怕喝酒，去哪个单位都会上一桌菜，摆几瓶酒“接风”。我有难言之隐，人家却不知情，要费一番口舌才谢绝。我遇到过一个“难缠”的领导，酒桌上，他三番五次劝酒，并满有把握地说：来我这里的人没有不喝酒的。意思很明白，不喝绝对不行。见躲不过，我只得喝进嘴里又悄悄吐出来。在长达20年的时间，我几乎没喝过白酒，啤酒也不过两三瓶。但每天三顿药从没间断。与病魔抗争不得不大把吃药，花钱不说，自尊心受到伤害是很难受的。我有乙肝病毒的毛病老家父母、兄弟、姐姐们都知道。有一年回家看望母亲，在弟弟家吃饭，我发现吃饭的碗有个明显的疤痕，头一顿是这只碗，第二顿、第三顿还是这只碗，是专门为我准备的。第二次、第三次回老家在三弟家吃饭，还是那只碗，心里不舒服却说不出口，人家小心预防没错。单位每年组织体检，我都是“小三阳”，顽固的病毒一直存在于血液中，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所在单位有一部分人是病毒携带者，却没见哪个人转阴。
听说茶水有排除体内毒素的功效，2009年起我每天大量喝茶，一天要喝几斤茶水。2012年上半年体检，乙肝五项全部为阴性，这是天大的惊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乡的亲人，他们都为我高兴。我赶快去防疫站打疫苗。这年下半年起，久违的酒杯又端起来了，隔三差五与几个朋友、战友一起喝酒，下基层检查工作、参加婚宴不再拒绝白酒，有时一顿喝下超过一斤的量，身体并无不适。后来每次体检都是阴性。今年春节前我在焦作市人民医院专门做了个乙肝六项检查，检查报告显示，只有第2项是阳性，医生说产生抗体了。对我来说，这个健康的肝脏来之不易，是我长期与疾病斗争的结果。我是幸运的!
我没“内退”
我退休前效力的公司，2003年实行干部55岁、工人52岁“内部退养”。这个头一开，全集团各单位纷纷效仿。这个政策给一批技能人才提供了再就业机会，加上公司发的生活费，他们的收入比在岗高多了。
内退对企业而言，表面看甩掉了“包袱”，在岗人数逐年削减，可以轻装前进。事实上，企业将一大批专业人才推向社会，一些国企、私企老总张开双臂吸纳这些经验丰富的人才，暗自庆幸拥有驾驶、技术、管理等各类专业人才，将他们放在合适的岗位，为企业创造财富。反过来看，实行“内退”的各公司，每年要拿出累计两三个亿的资金养活这批老职工，加重了企业负担，与出众背道而驰。跟重要的是大批人才流失，各类人才出现断层，制约了企业发展。人才是企业发展之本，没有人才谈什么发展?从此，企业市场萎缩、在建项目亏损、拖欠员工工资、员工收入在同行业偏低等诸多问题冒出来了。这一现状我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期间，公司换了几茬领导都无法让企业走出低谷。许多老职工与企业同甘共苦几十年，对企业有很深的感情，企业的兴衰、荣辱连着他们的心，担心有一天企业会倒闭。90年代，我所在的公司是全集团的先进，职工有一种自豪感。可如今是另一副模样，今非昔比呀!
我不想做旁观者，在积极寻求破局的办法，每年集团和公司召开的“职代会”事建言献策的机会，我利用自己是代表的身份和以其他代表的名义向大会提交取消内退的提案，年年提，年年没结果。
2012年底集团公司班子“大换血”，我感觉自己进言的机会来了。我站在企业发展的角度对全集团人才流失现状进行了深层次思考，并以我所在公司实行内退以来造成人才青黄不接、走下坡路等为例，写出一份感情真挚、有理有据的3000多字的建议书，寄给集团公司主管领导，希望尽快取消老职工内退规定，留住从铁道兵走过来的这部分人才。内退不止步，几年后便轮到我了，没想法是假的，对这项政策包括我在内的老职工均持反对态度。
我很焦虑，从建议书发出起便等待消息，寄希望于现任领导能扭转局面。这是一件牵涉全集团改革的大事，主管领导肯定要经过深思熟虑，没有十分的把握，不会贸然取消原规定。
苦等两年多，2015年9月份全局正式废除推行多年的内退规定，1960年之后出生的职工可以继续在岗位上工作，我是60后，正好赶上了改革好政策，可以多干几年。不过从2016年10月份起，年满55岁的公司机关干部一律下基层，我是第一个到基层的机关干部，先后在湖北荆门、江西修水公路项目担任书记兼副经理，直到60岁退休。
我离开机关后，年龄到点的机关老同志也都离开机关了。
中铁十五局集团杭甬项目部 吕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