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少年时代发生的故事，已被历史的车轮碾碎散落一地。我将那些七零八落的碎片细心地拼接起来，还原那段鲜为人知的生活轨迹，不正是对往事最好的纪念吗？
背井离乡
1975年，中国相当一部分老百姓的温饱还没有解决，四川、重庆、山东等地逃荒的人有许多，我小的时候见过到村里讨饭的，有老人，有小孩，有男有女，很可怜，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走这一步的。地处革命老区的农村，生活都很贫穷，在我的家乡驼梁山一带，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群占大多数。饥饿的困扰，迫使许多人渴望摆脱生活的困境，盼着天天能吃饱饭，但那时候是农业合作社，生产力落后，人不给力，粮食不增产，大多数村庄一年收的粮食仅够多半年吃，到处闹饥荒，人们在贫困线上挣扎。为了吃饱饭，我们一家6口恋恋不舍地告别高耸入云、环抱村庄的驼梁山，与风雨同舟的乡亲们挥挥手，迁往170华里外的城关公社东坪村。同去的还有孙姓和张姓两家。一台30马力的拖拉机载着三家人的全部家当和先遣人员朝着那个陌生而向往的地方出发了。我跟随母亲和村里一位远亲的母子推迟20多天，搭乘一台拖拉机到县城，天色已晚，摸黑徒步20里路，逃荒一样，老少4人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便在新河大队饲养处的土炕上度过一夜，次日到东坪。
全家来到土地肥沃、梯田层层叠叠、五谷丰登粮满仓的东坪安家落户。父亲是全家的掌舵人，具有超前眼光，说话有分量。他说东坪是个好地方，有粮吃，养人，咱们来了就不走了。而同去的另外两家的大人，与父亲的想法基本是一致的。父亲是苦出生，饿怕了，将全家带到一个产粮大队，意味着今后能填饱肚子了。
大人与小孩子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十分留恋驼梁山脚下的小山村，那里虽穷，但有山有水，有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还有野鸡、狐狸、狍子、喜鹊等野生动物，初夏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秋天是一山一洼的枫叶，故土连着我的心，做梦一般便离开了，心里很难受啊！这是催生我人生梦想的故里，怎能舍得？
我的心情很复杂，也懂得父母的用意，但对这一变故无法接受。一位没见过世面的十四岁少年，父母的决定就是无声的命令，只有服从的份儿。
走进粮仓
我们在这个村子开始了新生活。初来乍到，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面临的困难很多。村里的好心人伸出援手，腾出闲置的房子供我们居住。这个村闫姓居多，杂姓少。全村230多口人，一个大队划分为两个生产队。全村吃井水，从村西一条沟里挑一担水，往返约800米，挑满一大缸水，需要多半天时间。只有一口60米深的井，从井口望下去，小圆镜似的清亮的井水，每当水桶落在水面时，便传出“轰隆”的巨响，稍停几分钟便可双手紧握辘轳把儿一圈一圈地摇。大人们有力气，一只手便可以不费力气地将满满一桶水摇上来，我们半不大的孩子和妇女们要两只手用力摇啊摇。挑水的人多，要排长队。还有一口井，据说几年前有人投井自杀，从此这口井便废弃了。我每看到这口吃人的井，便有种恐惧感。我星期天挑水，身材不高，力气小，只能挑多半桶，途中要歇几次。辘轳、井，以前从没见过，很新鲜。水桶往下放的时候，两只手还要当刹车，控制辘轳的速度，上摇的时候很费力，井绳在辘轳上绕两圈才能升起一桶水。井水很浑浊，口渴了不喝绝对不行，喝上几口，嘴里好长时间有股浓浓的泥土味。这样的水质，与我生活10 多年的小山村相比差远了，那是从大山肚子里流淌出来的清泉，一眼见底，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久喝长寿。我们同去的三户人家都没粮吃，迫于找米下锅，只得借邻居的小米、玉米维持生活，待秋天生产队分了粮食归还。
我们是在万物复苏、春耕忙的季节来到这里的。在黄土地播下种子，眼看着发芽、长大，到处是绿色的海洋，高粱、玉米、谷子、黄豆等农作物长势喜人，不愧是粮仓，丰收在望。当年生产队分给的自留地收获的玉米和队里分的粮食，除去借的一部分还有许多节余。我们全家人从来没有这么多粮食，一麻袋一麻袋的粮食有好几千斤，挨饿的苦日子结束了！
肚子填饱了，新的烦恼又出现了。
父亲当官
父亲说话有号召力，驼梁山下的小山村曾当过多年生产队长，来到东坪不久的一次社员大会上，父亲当选为二队队长。父亲在大会上作表态性发言，不慌不忙，语言铿锵有力：承蒙大家的抬举，叫我当队长。既然大家信任我，我就挑起这副担子，把咱二队的生产抓好。父亲热情很高，在这个新的环境，新的岗位上，他一心希望不负众托，干出一番成绩。他努力适应着，合理安排劳动力，一个萝卜一个坑。父亲当上村官我并没高兴，这不是好差事，没一点报酬，事事做在前头，早出晚归，起早贪黑，比别的社员干得多，十分辛苦，还不落好。父亲做事很认真，村里个别年轻人不服管，安排的活不做还破口大骂，侮辱父亲的人格，还不敢还口。他一心一意为生产队，为大伙，没想到遭来一顿辱骂，父亲很受委屈，回家唉声叹气。他默默承受着。父亲不是小肚鸡肠的人，不跟年轻人计较，事情也就过去了，但留在心里的阴影却散不去。后来又无端遭到另一个年轻人几次辱骂，父亲便辞了队长职务。
父亲看上了东坪辽阔的黄土地，一块挨一块的梯田，从沟里到山梁，一眼望不到头。我从没见过这么多肥沃的土地。土地是好东西，它是农民赖以生存之本。村里人靠种地为生，一年收获的粮食足够两年吃，遗憾的是没经济来源，肚子填饱了，却没钱花。父亲有做家具、盖房子的木工手艺，做过多年木工活。家里没钱花，愁得父亲睡不着觉。他不得不向大队提出外出做木工的请求。当时的工钱是一天2元，大队规定，外出务工人员每天要交生产队1.2元，自己得8角，一个月挣24元钱。父亲靠手艺挣钱之举，使家里的经济条件得到改善，母亲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我们子女也觉得有盼头了。可是好景不长，父亲外出做了两个月的木工活，大队便不准出去了，全家人的生活又回到从前。
哥哥三年前初中毕业，家里劳动力少，他想去当兵，体检、政审都过关了，却没过父亲这一关。哥哥默默地接受了，常年脸朝黄土背朝天与土地为伍。家里增加了一个劳动力是好事，哥哥从军大展身手、改变人生的梦想破灭了。参军，是他实现人生价值唯一的途径，可是为了我和二姐、三弟能继续读书，他牺牲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哥哥的能力不在我之下。哥哥和同去东坪的一孙姓青年给生产队放羊，风里来雨里去，吃了很多苦。
想起这事，我很为哥哥惋惜。父亲说，你哥如果去当兵，你和你二姐、三弟就读不起书。他是家里男孩子里的老大，就得跟我挑起家庭的担子。
这就是哥哥的命运！我和二姐、三弟倒是挺幸运的，有人给遮风挡雨，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读书，追寻自己的梦想。
新河求学
三弟在村里读小学，我和二姐在离村一公里的新河村中学读书，我初一，二姐初二。我和二姐跟村里的其他同学结伴步行到学校上学，中午在学校吃自带的干粮。我和二姐天天往返于学校。学校实行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学校有五六亩地的农场，种的都是玉米，收的粮食都是老师的，我们学生一粒也吃不上。我们像农民一样，挖山造田、耕种、施肥、除草，将一块块玉米地收拾的舒舒服服。到了秋天，学校组织学生给临近的几个生产队收麦子。许多学生对这种教育体制持反对意见，情绪很大，但全国大多数学校都这样，老师乐此不疲，学生能咋样？
我个子小，性格温文尔雅，在陌生的环境谨言慎行，生怕说错话，做错事。因为我是外地来的，没地域优势，受个别学生欺负。我的手被一个叫李某国的同学用匕首刺伤过，此事报告给老师，最后不了了之。我就读的学校，初一、初二各两大间瓦房，设施简陋，课桌和凳子都比较陈旧。校园不大，长方形的院子除去厕所、乒乓球桌和一小块菜地，不足200平米。没有操场和活动场所，学校有什么活动都在这个院子举行。
校长头发花白，每周给我们上一堂政治课，他讲的内容与书本上的无关，东拉西扯，云里雾里，一堂课下来，学生不知所云。
我们班有51个同学，男生27人，女生24人。我与一个女生同桌一段时间，因为谁占的位置多少而发生矛盾，互不相让，还打过一架。我现在已记不清她叫什么名字了。
我上初中正处于“文革”时期，学生谈对象是一大禁忌，对违规者的处罚很严厉。初二班有个男生跟我们村一女生谈恋爱遭人举报，男生被学校除名。在那个年代，谁触碰了这跟红线谁倒霉。因生活条件差、营养不良，发育迟缓，多数学生对异性的追求和渴望没有显现出来。我们班的有一名女生很漂亮，是一朵校花，那么多男生，年龄大的有17岁，小的也有15岁，却没人去追求。男生们都很老实，女生更没异样举动，少男少女们看起来似乎都不懂爱情，在每个人心里还没滋生爱情的种子。
天性爱抽烟的男生们背着老师偷偷抽旱烟，而且成为一阵狂风，席卷全校，被老师抓住处罚过几个人，但习性难改，依旧我行我素。我模仿了几次，奇怪的是对抽烟一点兴趣没有，之后不在抽烟，终身与抽烟无缘。我似乎缺乏男人味，不抽烟、不打麻将。不过没这些嗜好，感觉有益健康。
父母对我管教很严，他们的一言一行是一面镜子，教我们子女怎样做人处事。我在放飞梦想，对世界、对人生处于认知和探索阶段，没惹是生非，是父母、邻居眼中的好孩子，老师和同学心中的好学生。
我们只有几门课，薄薄的书，没用功学，老师没用心教，学到的知识非常有限，以至于数学和物理两门课，似懂非懂，勉强及格。受读书无用论大环境的影响，我们那些年读书的学生成绩普遍差，1977年秋国家恢复高考，同学们仓促备战，毫无把握地上阵，最终榜上有名的甚少。我们是那个时代“知识越多越反动”教育体制下的牺牲品，一代人的前程被葬送了。
1974年夏天，学校组织了一次小型的歌咏比赛，由初一和初二年级多名女生演唱的一首《广阔天地任飞翔》歌曲在学生中广为传唱，有一段歌词自今仍牢记在脑海里：“到农村当农民，改造思想铸灵魂，一生交给党安排，永远革命向前方！”这是“文革”期间为鼓励初中生毕业回农村创业而创作的歌曲，盛行一时。这明显是自欺欺人，初中毕业读高中的不到十分之一，回村一辈子与土地为伍似乎很光荣，更有发展前途，但国家的政策对十几岁的学子来说是无奈的，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顺其自然。1976年以后，教育的春天来临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公社都成立了高中，给求知若渴的一代少男少女们提供了读高中，有可能借这个平台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我当时知道的情况是，大部分人都获得了读高中的权利。
我忘不了在新河读初中的那段经历，与全班同学临毕业前的1975年12月的一张合影照至今还保存完好。照片上的同学们，一个个青春萌动的像杨柳一样的少年和葵花般亭亭玉立的少女，经历了人世间风雨的洗礼，有苦也有乐，毕业后，像一粒粒种子，撒向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此天各一方，各人忙各人的事，都在为生计忙碌，除与我同在军营当兵的一名同学外，其余都没联系。在一间教室两年的同窗苦读，我想念同学们，很想知道他们事业和家庭情况。我在外漂泊多年，为事业和家庭忙碌，回乡次数少，每次都很匆忙，没专门去找老同学叙旧。2012年春节后专程去东坪，获得两个同学的信息，全班同学的大致情况基本清楚。历数50名同学，多数都读过高中，男生中，一部分当了工人，有的当个体老板，多数靠种地、打工维持生计。女生中，有几个当了教师，有的婚姻不如意，多数是家庭妇女，人生位于家庭妇女，命运不会有奇迹发生，她们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遗憾的是，没一个女生与男生结为伴侣，都嫁作他人，为人妻为人母。在初中同学中作比较，事业上，我似乎比他们混得稍好一些，倒不是我有收入相对不错的职业，而是在文学领域领先了一步，让他们刮目想看。
重回故里
在东坪生活两年，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有一天，父亲跟另外来这里的两家大人商量离开东坪的事宜。我很不解，但大人的事，小孩子是作不了主的。听说要离开，生产队的好心人劝说父亲留下来吧，别走了。父亲的去意已决，张家和孙家也坚决要重返故里，似乎对生活的期望很不满意。正值数九寒天，一台“解放牌”卡车装着三家的口粮、生活用品重返170里外的家乡。再有20多天我就毕业了，离开同学们，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带着梦想和对生活的思考，回到养育我的一个叫老保沟的村子，在湾子中学完成最后阶段的学业。
所幸的是，毕业前夕，新河中学初二班的全体同学与老师们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珍贵照片，定格在42年前的那一刻。我将这张已经泛黄的照片翻拍下来存放在电脑里，随时拂去厚厚的岁月泥沙，走进那段历史，追寻曾经的生活轨迹。
我想待来年回乡，请同学们聚一聚，好好叙叙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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