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周礼·天官冢宰·小宰》提出了考核官吏的六项标准:“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这就是著名的“六廉”说。“六廉”说将“廉”作为为官者的基本要求放在首位。对此,东汉经学家郑玄说:“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六廉”说,把“廉”运用于政治考核领域,“廉”、“能”并重,得出了较为全面的评价官吏标准,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官吏考核的基本思想与准则。
  
秦汉时期,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一统辽阔疆域内,如何保障中央政令贯彻执行,使庞大的官吏队伍高效廉洁,是主政者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的秦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有一篇名为《为吏之道》的文书,教育为官者“必精絜(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指出应当具备“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这其中的“洁”、“正”、“慎”、“敬”、“让”、“无私”、“忠信”、“清廉”、“善行”等,都是廉洁文化的重要内容。无独有偶,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为吏治官及黔首》和北京大学藏秦简中的《从政之经》中,也有“恭敬多让”、“兴徭勿擅”、“安静毋苛”、“除害兴利”、“安乐必戒”等与廉洁文化有关的内容。西汉被誉为“群儒之首”的董仲舒推崇“礼义廉让之行”,东汉思想家王符认为“清廉洁白”乃是“化之本也”的重要内容。继承先秦以来的传统,廉洁文化在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各个层面受到全面重视。
  
及至隋唐时期,门阀士族势力逐渐衰弱,官吏队伍成分更新;最高统治集团的政治经验更为丰富,国家政权自我控制约束、自我调整适应的能力不断增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唐初最高统治集团为代表,吸纳了先朝政权盛衰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探讨了如何实现王朝长治久安的规律性。廉洁是他们高度关注的内容之一。唐太宗教育臣下要珍惜生命,犹如不能用贵重的明珠“弹雀”一样,不能用珍贵的生命“博财物”。他说:“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陆贽是唐德宗时期的宰相,他秉性贞刚,严于律己,跟下属和同僚交往的时候,坚决拒绝他们的馈赠。唐德宗专门给陆贽带话,告诉他清廉太过、拒绝他人馈赠的话,恐怕事情就办不成了。面对唐德宗的劝说,陆贽断然拒绝,在一份奏章里写道:“贿道一开,展转滋甚。”意思是说,一旦开了受贿这个口子,必定胃口越来越大。隋唐时期,盛世的出现、皇权的加强、政局的稳定、官德的改进、效能的提高,均与当时廉洁文化盛行关系密切;反之,乱世的发生、政局的混乱、吏治的败坏,也都与廉洁文化不彰有关系。
  
宋元明清时期,封建专制制度进一步强化,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但廉洁文化依然是封建统治者倡导和褒扬的文化,这从许多官员的自我约束中就可看出。宋代吕本中著有《官箴》,其中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名臣包拯曾言:“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元代张养浩在《庙堂忠告》中说:“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处事,恭慎以率百僚。”明代流传的官箴中有“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公生明,廉生威”等内容。名臣于谦“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所居仅蔽风雨”。清官海瑞历任高官,家中却“萧然不啻如寒生”。清代于成龙为官时曾定下《示亲民官自省六戒》,提出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六条戒律。他在“绝贿赂”部分写道:“夫受人钱而不与干事,则鬼神呵责,必为犬马报人;受人财而替人枉法,则法律森严,定当妻孥连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历史文献、文化经典、文物古迹中的廉洁思想,古圣先贤、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直观体现了我国历史上的廉洁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首历史,弘扬廉洁文化中蕴含的宝贵思想和文化资源,有助于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筑牢思想防线、守住廉洁底线,营造新时代崇廉拒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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