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的冬——采访原铁道兵第三师十一团老兵周远敬

大兴安岭的冬——采访原铁道兵第三师十一团老兵周远敬
                              
       周远敬:1938年出生,湖北荆州人,1958年11月参加3个月军训,1959年2月入伍。只有小学3年级文化的他,完全是在铁道兵大学里面学习了三角函数、几何,学成了测量技术,从铁道兵到兵改工后,一直从事测量工作,是一名测量专家。
        “大兴安岭的冬天真是太冷啦!”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交谈中,80岁高龄的周老总操着一口湖北口音,说了好几遍这句话。当年十一团从福建龙岩出发,经过内蒙乌兰浩特,又从白城进入加格达奇(大兴安岭),他清楚地记得进入日期是1964年10月16日,这天是难忘的日子,正式这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十一团是第一批参加大兴安岭会战的兵团。大兴安岭是高寒禁区,修建铁路谈何容易啊。东北铁路工程局在铁道兵进入之前,就已经三进三出,没有修完这条森林运输线——嫩林铁路,只修了50公里的部分路基。
为了跟东北铁路工程局做好交接,505指挥部(会战指挥部)派出两名工程师和测量班8名战士一起,组成“先遣队”,最早进入林区内开始测量工作。当时在测量班当班长的周总,就是其中一员。
       “太冷了,零下30度左右。晚上毛巾搭在绳子上,第二天早晨起来冻住了,拽不下来;洗完脸的水,泼出去的是水,落在地上的就是冰雪了;晚上冻得睡不着,就领着战士出去跑步,穿的大头鞋,一只就有一斤多重,冻在地上拿不下来,要用镐头刨下来;国产的光学经纬仪因温度太低转不动,只好用德国进口的设备。有士兵真的冻哭了。”
“看我的手,冻坏的。”周总伸出双手给笔者看,只见他的右手无名指和左手的中指伸不直,第一个关节都是弯钩着有些变形。难以想象,恶劣的天气,战士们经受多大的身心考验和磨炼啊。
       温度太低给施工造成很多麻烦。“枕木上的大道钉,头很大的,但是一撬就撬掉了。还有一次,幸亏一名巡道员发现,钢轨冻得断下一米多长,如果不发现,火车就会翻车的。”
       在冰天雪地的大兴安岭,就要想方设法研究出不同寻常的施工方法。在河里挖桥基础,没有抽水机,没有围堰,怎么办?他们想出了一个“冻结法”,施工时根据河水的冻冰层,冻好一层再挖一层,控制好冻冰的厚度,不能全挖透,否则冰层下的河水就会涌出来,前功尽弃。
       在呼玛河修建一座大桥时,桥墩建好后,架梁之前,测量班要到桥墩上面测量,看桥墩的高度是否达到标高。那时施工不是很规范,一般都有误差,如果高了就要磨掉,如果短了就需要砸掉一节后重新浇筑。桥墩在8、9米高,河水很凉,桥墩上的麻绳梯子已经老化不保险,怎样才能到达河中间呢?又怎样才能爬到水中桥墩上?一时间成为测量班的难题。那时的士兵热情高,“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是他们的指导思想和口号。大家集思广益,在河的上游,用绳子把人腰部捆上,慢慢漂到河中间。在岸边的桥墩上,再用一根绳子甩过桥墩顶上,在另一面耷拉下来,人就拽着这根绳子,爬上桥墩。“战士们很聪明呢!”精神矍铄的周老总哈哈地笑起来。
        “条件特别艰苦,住帐篷,吃高粱米、干菜,没有路,就用拖拉机、‘爬山虎’(一种机械设备)开路。”冬运时,将“塔头地”填平,就地取材,铺上砍下的树木,运输物资的车辆就从上面驶过。
1986年,原铁道兵第三师(兵改工后称中铁十三工程局)进驻大兴安岭22年,才撤出搬至长春。那里,还埋着烈士的忠骨。周老总沉痛地回忆道:“一个碎石场放大炮,放完后都需要进去检查是否有死炮。有一次,一个排长带领6个战士进去检查,有一个炮没响,在他们还没出来时,只听见一声巨响……”
       取土场的竖井靠人工挖,也需要放炮。几个竖井要一起放炮,每次放炮之前,指挥员都要问一声,人都上来了吗?一次,有人说,还有一个“锤子”!放炮的人没听明白,以为没有人,结果一位才20岁左右的四川小战士就牺牲了。当时队伍里四川人多,“锤子”是大家给四川人送的绰号。
        “国家建设开发大兴安岭,铁道兵的贡献太大啦!”几代铁道兵的锤炼在祖国最北面的高寒禁区里,几代铁道兵的青春奉献在那片茂密的森林中,成为永远难以忘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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